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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河互联深度聚焦产业互联网领域创业投资和服务多年,在企业服务领域有数十家颇具影响力的创业企业,因此星河互联CEO傅淼受邀参加了此次产业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主要谈到了三个问题:

                                                                                                                                                                            是什么带来了产业互联网的兴起?

                                                                                                                                                                            社会化分享以及企业组织面临的变化

                                                                                                                                                                            产业互联网里的XaaS模式和猪周期

                                                                                                                                                                            以下是傅淼的演讲全文。

                                                                                                                                                                            傅淼: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一

                                                                                                                                                                            中国迎来产业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互联网二十几年,前面二十年主要是以消费者互联网为主,分别是PC互联网十年、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2015年开始产业互联网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是产业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呢?有几点简单的原因。

                                                                                                                                                                            全球十个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主要在中美之间分配,为什么是这样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中国的企业家很努力,但本质的原因则是互联网网络效应的原因,即单一市场规模决定了这个市场里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因此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国的用户数和互联网的体量决定了中美之间分享互联网巨头。

                                                                                                                                                                            在产业互联网领域,顾名思义它是和产业密切结合。产业天生有垂直分割的趋势,因此,任何一个垂直的市场体量就决定了这个市场之内垂直企业的价值。中国经济体量差不多从2000年的1万亿美金,发展到2015年左右的10万亿美金。平均来讲,每个垂直的行业都有了十倍增长,意味着在垂直的行业里有机会生长出相对大体量的企业来。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中小型企业有畅通的资本市场出口。即使有了十倍的发展,仍然是垂直分割的市场,它和消费者动辄有几亿用户不一样,所以不会像消费互联网企业那样成为巨头。它需要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资本市场畅通的出口还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有了创业板后来又有新三板,一系列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使得中小型的互联网企业有了资本市场畅通的出口,大量的风投便可以进入,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活力。

                                                                                                                                                                            第三,消费互联网的充分渗透为产业互联网打下了良好的用户和基础设施基础。另外可以注意,传统的互联网是把用户之间连接起来,现在产业互联网则有两个趋势:一是往上走变成了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连接,二是往下走,万物互联,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连接,为信息和数据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第四,产业升级,提升劳动生产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这样从政策方面给企业更多的帮助。

                                                                                                                                                                            二

                                                                                                                                                                            社会化分享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逻辑

                                                                                                                                                                            在谈XaaS之前,我先谈谈社会化分享以及企业组织面临的变化。

                                                                                                                                                                            从Airbnb开始,社会化分享的理念,将一个又一个企业送上了风口,当然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不过也有很多朋友对共享经济颇有微词,认为很多模式是租赁经济,而不是共享经济。

                                                                                                                                                                            名字其实不重要,不管是滴滴这样的大家都认可的共享经济,还是摩拜这样的类共享经济,其能够出现的核心逻辑,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普及,使得供需信息匹配的成本、支付的成本、服务交付的成本都大幅的降低。

                                                                                                                                                                            这三方面的成本,合在一起统称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消费者可以方便而且经济地使用自己并不拥有的生活资料,使得这些生活资料的利用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而使得通过共享模式使用这些生活资料的整体成本远远低于自己拥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成本。

                                                                                                                                                                            我们认为,未来这一理念,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将发挥更大作用。因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分享带来的成本降低在经营领域的驱动效应更明显。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互联网的社会化分享会比消费领域的驱动力更强,因为只要真金白银节省成本,产业的参与者就会行动。而在消费者这个层次,例如Airbnb,真要把家里一间房分享出去给旅行者用,这要跨越几个层面的障碍,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考虑。

                                                                                                                                                                            罗纳德•科斯关于企业的起源的解释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因此通过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效率更高,所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企业的规模的整体趋势是持续扩大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产业互联网的普及可能导致两个看起来具有对冲效应的趋势:

                                                                                                                                                                            (1)企业内部沟通更通畅,管理成本降低,使得企业人力规模扩张的边界进一步扩大;

                                                                                                                                                                            (2)市场组织交易成本降低,这样企业规模扩张的动力就减弱了。

                                                                                                                                                                            我们认为第二种趋势是主流。因接近人力规模边界的超大型企业往往早已经部署大型的ERP软件。而以SAAS为主的新型企业软件相比传统ERP在很多方面有优势,但是在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提升上并没有可验证的明显优势。

                                                                                                                                                                            因此我们重点关注第二种效应,也就是产业互联网普及导致市场组织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的变化导致企业内很多职能被外包至专业化平台,社会分工协作进一步细化,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

                                                                                                                                                                            基于以上变化,我们引出了这一概念:Everything-as-a-Service即XaaS。大家一谈产业互联网,往往就说SaaS,即“Software-as-a-Service”,但SaaS只是产业互联网很小的一部分,将来的趋势一定是“Everything-as-a-Service”,也就是XaaS。

                                                                                                                                                                            三

                                                                                                                                                                            XaaS模式与“猪周期”

                                                                                                                                                                            XaaS并不是个新词,跟所有带-aaS的词一样,它同样发端于云计算领域。我们在这里引用这个概念,除了指在数字空间里基于云计算的各个层面上的各种服务之外,还包括现实世界中的办公空间分享和租赁、设备分享和租赁、供应链金融、经营服务外包、库存托管、甚至是经营风险管控等各种服务。

                                                                                                                                                                            当然,这些服务的组织和交付形式,必须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最新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等, 而且是要跟随技术的发展不断进化迭代,否则不会有持续的竞争力。

                                                                                                                                                                            换句话说,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在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各个层面和维度,都会有平台级的服务商为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生产资料共享服务。虽然这些商业模式早就存在,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这些早就存在的商业模式得到更广泛高效的应用。

                                                                                                                                                                            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一个强大的推动产业变革的力量。正如出租车存在了上百年,移动互联网带来了Uber,几年内席卷全球。有桩的公共自行车存在了几十年,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摩拜和ofo,几个月内席卷全国。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只不过不像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

                                                                                                                                                                            在我国,小企业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在企业数量、就业人口、GDP贡献、纳税贡献等各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小微企业也一直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什么?

                                                                                                                                                                            核心原因有两点:

                                                                                                                                                                            一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低,这些企业老板和老板的亲属占很大比例,这些人多承担一部分职责或者加班是不用付出额外费用的;

                                                                                                                                                                            二是没有代理人风险和低水平管理的风险。科斯的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公司规模越大,管理成本越高,当管理成本的上升抵消了交易成本下降带来的效益,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

                                                                                                                                                                            广大的小微企业自动践行了这条理论,自发地控制了企业规模的边界不超出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核心业务能力,而保持活力和竞争力。

                                                                                                                                                                            较小的人力规模意味着更低的管理挑战,这样可以显著降低创业的门槛,使“大众创业”真正成为现实。当然这里我说的“创业”的定义更加宽泛,和在座各位投资人通常所理解的“适合于风险投资介入的创业”还不是一码事。毕竟中国的中小企业数以千万计,而有风险投资参与的每年仅仅有数以千计,累计数以万计。中间差了三个数量级呢。

                                                                                                                                                                            下面讲一个案例,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农场。

                                                                                                                                                                            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一个家庭是效率最高的经营规模,没有代理人风险和低水平管理的风险。当然现在有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是农村经营主体还是以家庭为主,农民一般管理的能力有限,一旦开始雇人,生产效率就会下降,而自己家里人干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农村里也有一些集约化规模化的农场和企业,但往往是很少的村里的能人才能管好,绝大多数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干活,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家庭农场是农业经济现阶段最常见的经营主体。

                                                                                                                                                                            但是有了农村的产业互联网体系以后,有效利用社会化分享、外包服务,可以显著地拓展一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并相应提高经营效率。以一个家庭养猪场为例,如果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可以养500头;但如果尽可能使用外包、托管服务,甚至可以养到1万头,还可以不用雇佣全职员工,还是一家人经营。

                                                                                                                                                                            当然,控制规模的同时就控制了企业的能力边界,很多业务明明看到市场机会却没有能力开展。

                                                                                                                                                                            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产业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小微企业得以在不扩大团队规模的条件下扩大经营规模。理论上,未来很多企业可以不雇佣任何一个全职员工,而达到相当的经营规模。

                                                                                                                                                                            我们可以一个更高大上的例子:巴菲特的公司,只有28个全职员工。是因为这28个员工个个都是三头六臂的二郎神吗?当然不是,这28八个员工多数都是秘书和助理,而真正重要的工作,都通过外包的专业机构来完成。当然,我们很难说这是产业互联网的功劳。

                                                                                                                                                                            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进化形成的良好的企业治理体系加上成熟的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使得通过社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只是这些条件的完善需要很长时间的进化,我们的市场经济短时间内还很难具备这些条件,但是中国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殊途同归地达到类似的效果。

                                                                                                                                                                            XaaS模式的受益者不只限于小微企业,中型企业也可以从中收益。甚至很多大型企业也会把他们的某些非核心业务外包到外部的服务平台上。例如,生产型企业如何利用XaaS模式降低其财务杠杆率。

                                                                                                                                                                            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固定资产投入、库存、账期导致的应收帐款等,这些都是现金杀手,但是经营过程中,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

                                                                                                                                                                            (1)要生产必须要购置设备,就必须有固定资产投入;

                                                                                                                                                                            (2)面对供应链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必须保持一定的库存来抵御供应链的波动;

                                                                                                                                                                            (3)很多生意,不承担账期就做不成。

                                                                                                                                                                            利用产业互联网,企业则可以显著降低现金的消耗。比如通过设备租赁平台获取设备,尤其是一些使用频次不高的设备,来降低CapEx的投入;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信息协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波动和不确定性,这样就没有必要保留高库存;利用供应链金融平台盘活应收账。这样在同等的自有资金规模下,企业可以在不显著增加财务杠杆的前提下大大拓展经营规模。

                                                                                                                                                                            前面这些例子都是比较好理解的XXX-as-a-Service的例子。那么我再举一个看上去不是那么直观的例子:

                                                                                                                                                                            我们接着前面那个家庭农场养猪的案例再延伸一下,看看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职能外包的场景,经营风险的外包: 大家都知道,猪肉的价格是CPI的重要成分,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实在太能吃猪肉了,中国人均每年消费超过42公斤猪肉,基本上每人每年吃大半头猪;第二个重要的原因:猪肉的价格波动程度很高,大家都知道猪周期,也就是猪肉价格怪圈。

                                                                                                                                                                            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收益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劳动时长和基于专业技能的劳动的溢价;二则是跟市场博弈所承担的风险的溢价补偿。不承担市场风险就没有第二部分的收益。但是要获得第二部门超额收益又要承担市场波动导致损失的风险。

                                                                                                                                                                            而如果猪肉期货交易平台能够推出,那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养殖户就可以通过参与期货交易来剥离自己的市场风险,相当于作为一个经营者他把承担市场风险这部分功能外包给了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交易方,自己踏踏实实地赚取基于专业技能和辛勤劳动的收益。这就是典型的经营风险管理作为服务的例子。

                                                                                                                                                                            总结一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导致企业间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这样的变化导致企业内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外包至专业化平台,形成了Everything-as-a-Service的商业理念,催生了大量的创新商业模式,和相应的创业和投资的机会。

                                                                                                                                                                            当然,通过Everything-as-a-Service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各个层面全方位的业务支持是一个宏大的理想,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需要所有产业互联网的参与者共同探索、不断尝试和完善。

                                                                                                                                                                            法律该不该给“在家上学”留空间

                                                                                                                                                                            张一

                                                                                                                                                                            新学期伊始,相对于步入新学期的学生,有一部分孩子和家长选择离开公立学校,尝试“在家上学”或读“私塾学校”。

                                                                                                                                                                            9月5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近年来部分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或退学上“私塾”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这种行为和义务教育法相抵触。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敦促其保证辍学学生尽早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为什么不去学校,而选择“在家上学”或读“私塾学校”?现实需求和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法律该不该给“在家上学”留个空间?

                                                                                                                                                                            “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

                                                                                                                                                                            在北京生活的张女士近日在为孩子的新学期做着准备。相较于其他孩子所去的学校,张女士10岁儿子就学的地方有些特殊——一所不到200人的“私塾式”学校。

                                                                                                                                                                            四年前,为了给孩子的成长创造一种更为宽松自然的教育环境,张女士和丈夫在北京郊区购置房子,同时让孩子接受“私塾教育”,让孩子回归自然。

                                                                                                                                                                            “为了孩子的教育方式,我和家里人也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孩子爸爸认为孩子应该走平凡之路,而家中老人主要是觉得‘私塾教育’学费贵。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新教育模式带有一定的实验性,未来若要与体制内教育衔接也有困难。这些问题,都是每个选择‘个性化教育’家庭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提到当时的选择,张女士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思绪万千。

                                                                                                                                                                            作为母亲,张女士反对揠苗助长式的教育模式,希望孩子可以自然地成长。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张女士接触了很多新式儿童教育理论,如蒙台梭利、瑞吉欧、华德福、多元智能理论等,这些教育理论大多主张教育应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强调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认为环境是孩子的老师,追求全人的、健康的教育。

                                                                                                                                                                            “中国的现实是,体制内的教育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水平,家长们期望孩子拥有更多的特长。当然,我认可这些理念,但是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以他本来的节奏发展自己,他也许学得不那么多,学得要慢一些,但他有着学习的原动力,对世界充满热情,而且他的身体、意志、情感和认知是平衡的——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平衡的。从这个角度讲,我的选择,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张女士说。

                                                                                                                                                                            和张女士一样,山东威海的刘杰在陪儿子上了一次学校的公开课后,深感学校的军事化教育束缚了孩子的天性,于是他决心让自己的孩子从体制教育中走出来,进行“在家上学”教育。“我不愿意看到孩子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被束缚翅膀。”刘杰说。

                                                                                                                                                                            然而,在坚持了一年后,刘杰却又将孩子送回公立学校上学。“首先是孩子自己的选择。孩子在家学习期间,天性逐渐释放,已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选择回到学校上学,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其次认同此类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我自己也逐渐失去了坚持的动力。”

                                                                                                                                                                            事实上,像张女士与刘杰这样的家长并不少,父母因与学校教育理念相悖将孩子送进“私塾”或接回家中自己教育也屡见不鲜。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佳佳指出,“‘在家上学’现象的出现,源于一个基本矛盾的存在,即统一的、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部分家长和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当下学校统一的教育方式,容易在追求高效的同时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在照顾到大多数学生学习进度的同时牺牲了少数天资卓越者和能力滞后者。

                                                                                                                                                                            “就当代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高期望值和学校表现的不如人意,加剧了这一矛盾。最终造成部分家长在几经权衡之后,毅然带着孩子逃离学校,选择了‘在家上学’。”王佳佳表示。

                                                                                                                                                                            我国“在家上学”的现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显示,“在家上学”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从2013年至2017年,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截至2017年2月,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群体规模约为5万人,其中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学生数约为6000人。

                                                                                                                                                                            报告显示,中国“在家上学”的学生具有如下特征:

                                                                                                                                                                            1.多数为独生子女;2.男孩多于女孩;3.年龄在11岁以下;4.在接受过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教育后在家上学;5.四分之三的儿童“在家上学”时间不足两年。

                                                                                                                                                                            从学校教育经历上看,近七成(68.66%)的孩子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他们往往有过不愉快的学校教育经历,通常因为无法适应学校环境而选择“在家上学”。另外,有31.34%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主要因为父母对学校教育持强烈的抵触和不满态度。

                                                                                                                                                                            报告显示,在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原因中,73.13%的家长选择“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不认同学校的教学方式”紧随其后,选择率为71.64%。其他比较重要的原因还包括“不认同学校的课程内容”“不认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不认同学校的校园文化和环境”等。

                                                                                                                                                                            有七成“在家上学”孩子采用的是“父母主导型”。其中,以母亲教授为主的情况最多,占到了四成。父母共同教授为主,占近三成。采用“家庭互助型”和“父母参与型”相对较少,分别占5.22%和4.48%。还有14.18%的家长将自己的实践活动归类为“以孩子自学为主”“父母和孩子共同学习”“以网络学习为主”等类型。

                                                                                                                                                                            报告显示,中国的“在家上学”家庭具有如下特征:

                                                                                                                                                                            居住在城市。主要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尤以华东、华北、华南地区较多。近年来,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和西部地区的四川省“在家上学”群体规模增长较快。5.08%是城市居民,大城市的比例占58.21%。

                                                                                                                                                                            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绝大多数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比例达八成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达50%以上。其中,有过半年以上出国经历的比例达20%。

                                                                                                                                                                            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近一半“在家上学”的学生家长有教学经历,或是学校教师,或受过中国师范教育的培训,或持有相关的教师资格证书。

                                                                                                                                                                            家庭收入小康。整体处于小康水平。具体而言,家庭年收入区段并不集中,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至20万元、20万元至40万元三个区段均有较密的分布。

                                                                                                                                                                            从开支上看,家庭花费在孩子“在家上学”的经费开支并不太高,多数在每年每个孩子5000元至4万元之间。虽然这一数字相较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费的政策而言,需要家庭承担较多的经济负担,不过相较于城市孩子参加的各类教育培训、辅导班的费用,这样的经费开支水平仍处于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在社会化问题上,家长对“在家上学”孩子的社会化状况总体表示满意。80.6%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社会交际能力“非常好”或“比较好”。仅有11.2%的家长表示孩子的社会交际能力“不太好”或“不好”。

                                                                                                                                                                            调查显示,86.57%的家庭每个月都会组织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80.6%的家庭会通过“带孩子一起参加朋友聚会”让孩子与他人接触。此外,“在家上学”孩子了解社会的方式还包括阅读课外书籍、参加社区活动项目、参加夏令营和志愿者服务项目、参加各种兴趣比赛等。

                                                                                                                                                                            调研发现,中国“在家上学”的教育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关注重点上,强调道德品质的养成和人文素养的提高。相对来说,知识以及知识结构的掌握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课程内容上,非常注重引进国外教材和自主开发教材。儿童的实际发展情况和需要被看作是选择课程的主要考虑因素。

                                                                                                                                                                            教学实践上,与学校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教学内容上看,69.4%的“在家上学”活动与学校差异“非常大”或“比较大”。从教学方式上看,81.34%的“在家上学”活动与学校差异“非常大”或“比较大”。

                                                                                                                                                                            此外,调研还发现,大部分“在家上学”的学生家长和学生自己对“在家上学”的教育效果满意。87.31%的家长对整体学习效果表示满意。

                                                                                                                                                                            对于“在家上学”儿童的社会化状况,社会公众则整体表现出了较强的忧虑。有56.1%的社会公众认为,与在学校就读的孩子相比,“在家上学”儿童在社会交际能力方面的表现会“不太好”或“不好”。仅有28%的社会公众认为他们的社会交际能力会“非常好”或“比较好”。

                                                                                                                                                                            对于“在家上学”的整体效果,即“在家上学”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何影响,回答“弊大于利”的比例(24.6%)略多于回答“利大于弊”(17.1%)的比例。更多的社会公众认为应该根据“在家上学”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有56.2%的社会公众选择了“视情况而定”。79.11%的儿童对接受“在家上学”教育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于家长的满意度(87.31%),但整体的满意度仍然比较高。不过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也占到了约6%,说明有一些孩子还是不太赞同父母给自己选择的“在家上学”的方式。

                                                                                                                                                                            “在家上学”与法律发生冲突

                                                                                                                                                                            其实,“在家上学”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2017年2月22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表示:“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要高度关注接受‘私塾’‘读经班’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这是国家首次明确限制“在家上学”和“私塾”教育。

                                                                                                                                                                            “就目前来看,‘在家上学’是违背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开始‘在家上学’也是违法的,但是后来通过修改法律解决了这一矛盾,以照顾部分家庭的需要。”储朝晖表示。

                                                                                                                                                                            王佳佳认为,应该给“在家上学”留一定的法律空间。对此,储朝晖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国家法律与个人选择之间确实需要一些可以自主决定的空间,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这样对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对法律的实施,以及对法律精神实质得到贯彻也都是不利的。”

                                                                                                                                                                            针对如何对“在家上学”进行监管,王佳佳提出,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制定“在家上学”的实施办法和细则,从制度上保障此类教育模式的教学质量。

                                                                                                                                                                            “可以采取注册制等形式让‘在家上学’家庭到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进行备案,让‘在家上学’先获得合法的身份。同时,制定相应的学历认定办法,使其学历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明确‘在家上学’学生参加中考、高考等统一考试的资格。此外,可以通过让家长提交教学计划、建立学生发展档案、定期家访等方式对办学过程进行监督;最后还要让‘在家上学’学生定期参加标准化考试、定期接受社会化状况检测等方式保证教学质量。”王佳佳给出了详细的建议。

                                                                                                                                                                            “无论哪个国家,教育都应该有多样性。”储朝晖表示,对于“私塾”类型学校,应当通过立法把这类私立学校的办学主体、责任、权利、义务界定清楚。“虽然立法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但是从教育发展角度看,还是需要尽快把私立学校法提上议事进程。”

                                                                                                                                                                            如今,张女士依旧坚持继续让孩子接受“私塾”教育,她的孩子现在状态不错。“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内容,可以不被外面的潮流牵着走,同时我们也在以我们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张女士对记者说。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黄文炜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丰豆】“日本多处空域被美军控制,本国飞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日本《现代商业》杂志5日援引矢部宏志所著的《“日本空域”的真实情况——不为人知的日本支配结构》一书称,日本飞机想要进入该国横田、岩国和嘉手纳三处空域,需向美国通报申请,而大多数民众对此并不知情。

                                                                                                                                                                            报道称,横田空域由美军横田空军基地管理,所辖范围为“1都8县”(东京都、栃木县、群马县、埼玉县、神奈川县、新潟县、山梨县、长野县和静冈县)。岩国空域包括山口、爱媛、广岛和岛根4个县上的部分空域。嘉手纳空域位于冲绳,范围涵盖嘉手纳空军基地半径90公里以内地区的部分空域,以及久米岛机场半径55公里以内地区的部分空域。在上述空域,美军可以不经日本政府同意进行任何军事演习。如果在该区域出现鱼鹰运输机坠落导致人员伤亡事故,美军不会向日本方面告知原因,也不会作出补偿。与此同时,即使这些地区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未经美军许可,日本飞机也不得进入该地上空。

                                                                                                                                                                            据报道,日本1952年《航空特例法》的第3款规定,日本《航空法》中保证飞机安全飞行的规定,如飞机的“起降地点”“最低飞行高度”“速度限制”和“飞行计划的申请与允许”等,对美军战机均不适用。这也就是说,美军战机在日本上空无论怎样飞行,都是合法的。

                                                                                                                                                                            《现代商业》的报道在日本网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些网民对此表示无奈,“难道大家不知道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太阳旗的老板是星条旗。”还有些民众表示,该报道并不让自己感到意外,“‘9·11’的时候,日本的国际航线受美国指示全部停止运营,当时就知道日本的航空受美国管理了。”

                                                                                                                                                                            据韩联社5日报道,斯威夫特当天表示,“罗纳德·里根”号目前在太平洋海上,美军能向韩国近海出动由“罗纳德·里根”号参加的航母战斗群。他还说,“出动美国海军宙斯盾驱逐舰和远征打击群也是一个选择”。韩联社认为,这暗示美军在考虑多种方案。两艘航母进行联合演习武力示威的效果会更大。

                                                                                                                                                                            报道还称,2017年5月末至6月初,美国也曾向朝鲜半岛近海出动“卡尔·文森”号和“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进行了演习。

                                                                                                                                                                            匡雪 马悦

                                                                                                                                                                            大学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为人师表、谆谆教导是人们对这个高尚职业的良好印象。可是在这高尚的背后,少数人的欲望也在慢慢萌发,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提起公诉,8月31日,该区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套取国家3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的博士生导师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博导立项获科研经费

                                                                                                                                                                            案发前,徐某是山东大学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山东省政协常委。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如何步入贪腐的泥潭?这要从一个课题立项说起。

                                                                                                                                                                            2009年,徐某负责申请了以胺肽N为靶点的抗癌候选药物24F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中心主导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也是“十一五”重大专项,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

                                                                                                                                                                            2010年,科研经费拨付到位,总计150万元左右。作为课题负责人,徐某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完成课题任务的实施以及经费的具体使用。然而,就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一次偶然的学术会议改变了徐某的人生轨迹。

                                                                                                                                                                            注册成立公司正好缺钱

                                                                                                                                                                            2009年12月,潍坊市医药局邀请徐某去潍坊市参加生物医药科技发展的一个会议,会后他参观了潍坊高新生物园区的一个新药研发平台,园区给徐某留下良好印象。为了帮助推动平台的有效利用,2010年六七月,在他的组织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论坛在园区举行,借此也对生物园侧面进行了宣传。

                                                                                                                                                                            论坛举办期间,为了与徐某进一步拉近合作关系,潍坊市高新生物园区的主任武某主动发出邀请,提出希望徐某能来他们这里开个公司,用徐某的影响力吸引一些专家、企业来发展这个平台。徐某听着有些心动,表示可以考虑一下。

                                                                                                                                                                            想到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生物实验室,又即将退休,有些实验项目退休后还想继续做,2010年10月,徐某向武某提出,可以在他们生物园区成立一个公司。但是武某说,如果合伙出资的话,企业性质就是股份制,徐某对于公司的事情可能主导不了。

                                                                                                                                                                            再三考虑之后,徐某觉得公司还是得自己说了算。于是他准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成立公司,名字叫潍坊博创国际生物医药研究院(下称博创研究院)。按照规定,成立个人的民办企业需要注册资金。可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徐某想到了自己即将结项的项目还有很多科研经费用不完。

                                                                                                                                                                            一纸“假合同”成功套取经费

                                                                                                                                                                            按照山东大学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严禁使用重大专项资金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等,严禁以任何方式牟取私利。国家拨款属于专款专用,不准移做他用,每项支出有严格的规定,并且结余款项都要上交财政。

                                                                                                                                                                            在学校方面不知情的情况下,2010年11月,徐某伪造了一份山东大学与博创研究院的委托加工协议书,以协作费的名义把自己项目中的30万元科研经费先转入潍坊高新生物园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之后用于其为法定代表人的博创研究院的验资、注册。

                                                                                                                                                                            事实上,在徐某伪造的协议中,企业账号还是用的潍坊高新生物园发展有限公司的。而在他用于学校报销的发票上,收款单位同样是潍坊高新生物园,盖的却是博创研究院的章。按照协议上面的日期,当时博创研究院还没有成立。

                                                                                                                                                                            30万科研经费进了公司的“私囊”

                                                                                                                                                                            这30万元研究经费的使用因为制作了形式合法的协议,又开具了形式合法的发票,就这样顺利交与学校财务报销了。

                                                                                                                                                                            而实际上,在博创研究院这30万元分别用于支付日常水电费、物业费、人工费,以及做个人研究实验。至案发前,徐某负责的科研项目已经验收,30万元公款已没有归还条件。

                                                                                                                                                                            2015年3月,历下区检察院对徐某涉嫌贪污一案进行立案侦查。今年1月11日,案件在两次退查后起诉至法院。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近年来科研经费贪腐案件屡见不鲜。虚列劳务费冒名领取、借壳套现、虚开发票是此类案件中常见的手段。类似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严重触犯刑法,检察机关对此决不姑息,希望科研人员能够廉洁自律,防微杜渐,引以为戒。